我在北京读大学，父亲在天津一家建筑工地上打工，十天前，父亲打来了电话，让我买两张上周五晚上从北京西站到老家江西赣州的火车票，并强调让我回去的目的是“帮他拿行李”，父亲反复叮嘱我去天津找他时“一定要先打个电话”。
送民工父亲回家挂了电话后，我心里隐隐地不安起来，因为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常年在外面打工，总是快到过年的时候才回家，他现在中途回去，一定有什么事。
上个星期五上午，我去了天津，我有父亲工地旁边小卖部的公用电话号码，打过去，我很容易地找到了父亲所在的工地。
工地被围墙圈着，几间工棚很可怜地偎在围墙的一角。工棚很矮，没有窗户，很暗。我推开门，借助从门外的光线，我好半天才看清屋里的情况。躺在床上的父亲从暗处往明处看，很容易地发现了我，他惊讶得要坐起来，可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努力了半天，居然没能够坐起来，等到我看清这是父亲时，我的心一沉，眼泪差点流下来了。
我赶快走过去把父亲扶坐起来，然后，我坐在了他的床头。父亲很窘迫地搓着手，尴尬地笑着，像是个作弊时突然被老师逮住的小学生。所谓的床，就是用砖头支起几块木板。不到二十个平方米的这间工棚，这样的床有十多张，拥挤不堪，屋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因为外面没有搭晾衣服的地方，大家就在屋内拉了几根绳子，把洗过的衣服搭在绳子上晾，弄得屋里很潮湿。父亲的被子被湿气弄得潮乎乎的，而父亲又患了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腰痛病。
